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
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
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
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一锤定音。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
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亲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
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
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
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亲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
因而由醇亲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
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
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