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惊变_分卷阅读_19

的辗转反侧、日夜不安，倒不是怕郕王朱祁钰当上了皇帝，而是怕英宗朱祁镇自此再无归期。尤其是瓦剌一旦知晓明廷另立新君后，朱祁镇就此失去了利用价值，搞不好一怒之下还会杀了他，这叫钱皇后如何不担心呢？

    然在风卷云涌的时势面前，即使是太后、皇后，喜怒哀乐也只是个人的心绪，渺小得微不足道。大江东去，滔滔洪流，终将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九月初四，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从大同回到京师。在奏报敌情时，刘安声称瓦剌太师也先愿意将妹妹嫁给英宗，与大明结亲，又说英宗皇帝已当面封他为侯爵。

    刘安愚蠢贪鄙，不识时务，居然在危急关头不忘向朝廷索要爵位，立即遭到御史弹劾。兵部尚书于谦请求严责刘安“不分真伪，听敌诈诱”，因其人不顾守城重任，在大敌当前之时出城拜谒英宗皇帝。刘安由此被免职，并遭逮捕下狱。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受于谦举荐为总兵官，佩征西将军印，负责镇守大同。

    事实证明了于谦识人的眼光。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郭登接任大同总兵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仅百余匹。郭登总揽全局后，迅速着手修城缮甲，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五千，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九月初六是钦天监选定的吉日，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是为明代宗，史称明景帝，改元“景泰”[3]，意思希望大明从此好景常在，国泰民安。并遥尊兄长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尊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立郕王妃汪氏为皇后，迁太上皇后钱氏别居仁寿宫，仍然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很明显，朱祁钰的皇位是捡来的，倘若不发生那场震动天下的“土木堡之变”，他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皇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便是以过渡性人物的身份出现的。本来绝无机会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

    然而，这个生于忧患的皇帝并不好当，国家正当危难之秋，京师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新皇帝必然要承担保卫大明江山社稷的历史重任，面临严峻的考验。明景帝朱祁钰惶然无助下，便将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正积极备战的兵部尚书于谦。

    与北京城中军民同仇敌忾、紧锣密鼓地备战相比，明英宗朱祁镇正在塞外经历着另外一种人生。

    朱祁镇曾经对塞外有过许多的浪漫幻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何等广袤；“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何等雄奇[4]。塞外的风光一度让他十分神往。他不止一次地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跃马驰骋在塞外，像先祖那样，创立不世军功。然而，当他真的“北狩”来到了塞外，心中只有无尽的惨淡和悲伤。

    在中国历史上，“北狩”的皇帝还有北宋的宋徽宗和宋钦宗。这对父子皇帝在北宋国势日益衰落的情况下遭遇“靖康之变”，为金兵俘虏，最后客死他乡，尸体还被熬作了灯油。这样悲惨的命运，会不会也同样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对此，朱祁镇想都不敢想。

    正当九月，塞外草衰，一派萧瑟景象。这情景落在朱祁镇的眼中，更是生出凄凉来。一贯养尊处优的他对瓦剌的游牧生活很不适应，这里住的是帐篷，吃的是肉酪。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不再是贵不可言的大明天子，而是胡虏阶下囚的身份。

    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外，瓦剌上下倒是对朱祁镇这位被俘虏的皇帝颇为礼敬，生活上也尽量给予照顾。甚至首领也先还真的打算将妹妹嫁给朱祁镇做妃子，与大明结亲，当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朱祁镇身边的侍臣只有锦衣卫校尉袁彬、哈铭，以及翻译官吴官童等数人。吴官童悄悄道：“也先打算将妹妹嫁给陛下，陛下决不能同意。陛下为万乘之主，怎能当胡人的女婿呢？”

    朱祁镇却害怕直接拒绝也先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吴官童出面去告诉也先，称时下诸事不便，等到英宗回朝，便用厚礼来聘迎也先的妹妹。也先心中也有一把小算盘，见朱祁镇派人婉言谢绝，便不再多提。

    恰在这个时候，传来明廷已经立郕王朱祁钰为帝的消息。朱祁镇得知后非常失落，倘若真是如此，他现下就是个多余的人，大明已经不需要他，也先也不会再需要他了。一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也先亦对明廷另立郕王为帝非常意外，但他并没有就此认为朱祁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他眼中，英宗依然是一件奇货。

    也先派出了使者，表示要与明朝议和，送返明英宗。对此，新即位的明景帝朱祁钰不好明确表态。兵书尚书于谦却认为这是瓦剌的阴谋，当廷引用孟子之语“社稷为重，君为轻”，要求坚决拒绝也先的议和要求。

    此时的于谦大权在握，备受新皇帝朱祁钰信任，可谓一言九鼎。于是，明廷对也先议和的提议响应冷漠，对瓦剌使者态度傲慢，甚至还发生了瓦剌使者于会同馆遭行刺事件。若不是锦衣卫武官朱骥机警，瓦剌使者怕是没命活着离开北京。

    也先得报后，这才知道大明明显不再重视英宗，所谓的皇帝人质已经成了空质，不禁非常失望。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献计：干脆趁明朝景帝新立、内部不稳，诈称奉太上皇还京，迅速进攻明腹心之地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距离土木堡事变后一个半月，也先再次出兵。出征前还搞了个隆重的仪式，杀马大宴，重新立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大明天子，由也先带头向朱祁镇行礼道贺，表示要将朱祁镇奉还回京。

    这场闹剧上演完后，也先和蒙古可汗脱脱不花挟持朱祁镇再度来到大同城下，要求大同总兵郭登开关相迎。郭登上次就已经拒绝开关，现在大明朝已经有了新天子，并且兵部尚书于谦下有严令：“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这次自然也未加理会。

    也先见大同城高池深，难以一时攻取，便绕过大同南进。瓦剌军到达阳和城驿的时候，当地明军守备“赍羊酒米面”，专程前来进献给朱祁镇。一直担心已被朝廷和天下人抛弃的朱祁镇心中这才稍稍有了一丝安慰。

    十月初三，瓦剌军前锋两万抵达紫荆关北口。为了钳制明军，也先另派两万人出古北口。

    紫荆关北临拒马河，直通居庸关、大同、宣化重镇，西临雁门、宁武、偏头诸关，南倚龙泉、倒马要塞，东连古燕国下都所在的幽冀平原，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此关在《吕氏春秋》中即被列为神州九塞之一，历史悠久，汉时为土石夯筑，后历经各代扩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改用石条做基础，以砖砌面封顶，并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更是大兴土木，在紫荆关修城建关，有城九座，水门四座，里外城连，城门则环环相套，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由于紫荆关依山傍水，地势险峻，易防难攻，又是为燕京上游路，因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紫荆关对京师的重要性，于谦也有深刻的认识：“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论者尝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所以，这处要塞首先成为瓦剌和明军争夺的焦点。

    十月初九，也先主力大军抵达紫荆关，假传明英宗朱祁镇圣旨，命紫荆关守将右副都御史孙祥、都指挥使韩清开关接驾。二将闭门不纳。于是也先督促瓦剌军猛烈攻关。都指挥使韩清出战，战败阵亡。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士气低落，战无斗志，边将不敢出战。韩清虽然战死，勇气却相当可嘉。右副都御史孙祥继续坚守。

    孙祥原是文官，新到任紫荆关不久。这是景帝朱祁钰登基后采纳于谦的策略，分遣御史、给事中、部员，分守各处要地，安抚军民，招募壮丁，就地训练。孙祥原先官任兵科给事中，因是大同人氏，熟悉当地情况，所以于谦奏请将他升为右副都御史，派守紫荆关。韩清死后，孙祥不再出战，只是据险固守。然宦官喜宁深知紫荆关虚实，带领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内外夹攻关门，孙祥督兵巷战，壮烈战死。紫荆关因此被攻破。

    而另一路瓦剌军由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从古北口南进，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居庸关守将罗通利用寒冷的天气，将水泼在城墙上，水很快结成坚冰，坚而且滑，瓦剌军不得靠近，于是转攻居庸关西南的白羊口。

    白羊口是内长城东部的重要关口，位于居庸关和横岭城之间的峡谷南口，因永定河的一条支流白羊河经过此地而得名。这段长城最早筑于汉朝，据说汉代苏武出使匈奴、王昭君出塞和亲均从此处路过。

    明军守卫白羊口的是通政使谢泽，刚上任还没有几天。正式上任前，谢泽已经预料到职责重大，“与其子俨诀而行”，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脱脱不花倾全力进攻白羊口之时，“大风扬沙，不辨人马”，天气十分恶劣。十月初八，白羊口被攻破，通政使谢泽战死殉国[5]。

    自此，瓦剌军顺利突破北京外围防线，由西路紫荆关和北路白羊口两个方向继续进逼大明京师。瓦剌首领也先还一路上发表文告，声称要一举夺取北京，重建大元帝国，逼迫明廷南迁。

    明廷闻报，朝野大震。北京，将以大明京师的身份，第一次承担起力抗外敌的重责。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地位，曾大兴党狱，将所有元功宿将一网打尽，连开国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都没有放过。如此一来，国中无强将，朱元璋只能依靠自己的儿子来屏卫四方。他将自己的儿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塞，一方面用以巩固边防，另一方面用来替代诸功臣将领，监视各地文武官吏，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嫡长子朱标早死及幼子朱楠无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被分封王爵，赐予国号。其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国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方边疆，“莫不敷险狭，控要害”，经常奉命领兵出外作战或巡阅边陲，被称为“藩王”。内地则有齐、鲁、赵、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诸王分布于江、淮、河、汉、川等地区，“内资夹辅”。

    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朱元璋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即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这番话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明明在那里“私其亲”，把自己那些没有尺寸之功的儿子们封为藩王，还要故意装模作样地说是为了国家。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皇帝都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家天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像朱元璋这样公然表白不是“私其亲”，反倒让人惊讶了。

    藩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署。按体制，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但亲王地位虽高，却没有土地，也不能统治人民，不能干预地方政务。王府之外，便归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吏治理。但另一方面，亲王有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九千人。而地方官兵调发，除皇帝的御宝文书外，须得亲王令旨，方得发兵。这样实际上亲王就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平时以亲王的护卫军监视地方军队，单独可以应变；战时指挥两军，独当一面。

    蒙古回归大漠后，仍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故朱元璋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的藩王兵力尤为雄厚。可以说，他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完全放在了诸藩王身上，实行以藩王防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曾不无得意地对孙子朱允炆道：“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封藩制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十分可惜的是，由藩王掌握过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是与空前提高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冲突的。朱元璋并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不久，子孙们就大起内讧，祸根便是封藩制。而破坏他北部边防设计的，正是来自皇族内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对于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

    说得最直接的大概要数府学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年）星变，朱元璋按惯例诏求直言。叶伯巨当时以国子生授平遥训，上书直言切谏。他在奏章中明确提出了三个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皇帝过分依赖严刑重罚；以及皇帝治国和建立制度过于匆忙。就第一点，叶伯巨指出，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甚至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这份关于藩王危险性预测的奏章，在后来得到了验证。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燕王朱棣还没有就藩，叶伯巨居然就预言到了朱棣将来会谋反。

    奏书上后，朱元璋大怒道：“这小子敢离间朕父子骨肉，速速逮来，朕要亲手射死他！”

    叶伯巨被枷解到南京，虽然侥幸没有被朱元璋射杀，但不久便饿死在狱中。更为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朱元璋将军事大权交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总算才放了心。以亲王守边，内地的各个大城市，也都由自己的儿子出镇，每一个王国都是军事中心。这样，虽然京师远在东南，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诸亲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练兵习武，叫作“肃清沙漠”。凡是亲王都参与军务，其中晋王和燕王屡次受命领兵出塞。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晋、燕二王节制。军中大小事务由亲王决断，大事才报告朝廷。晋、燕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朱元璋自以为这样安排，十分周全。但是他没有想到，给儿子过重的军权，会造成皇家的内部矛盾。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皇权与藩王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便急遽激化。一方面，是朱允炆担心诸王权力过于强大，积极着手“削藩”；另一方面，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们极力要求维护自己既得的权位，最后爆发了“靖难之役”。内战的结果是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史称明成祖。

    朱棣为夺取皇位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北部边防带来巨大的影响，其最关键的就是北边防线出现了两大缺口：一是大宁都司之废；二是东胜卫之撤。

    朱棣即位后，对北边的防卫体系重新进行了部署：其一是将诸王防边的体制改变为大将镇守边陲军镇的体制，分别派亲信大将镇守辽东、陕西、宁夏、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山海六处军事要地；其二是将有威胁的藩王向内地迁徙，或者将藩王的兵权削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