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惊变_分卷阅读_18

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后，文人治国的势头逐渐明显，因为丞相制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内阁地位日益上升，逐渐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义上，内阁仍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不过是顾问的角色，阁臣的责任至多只能“票拟”，对于六部当然也没有统领的权力。

    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权重，吏部有用人大权，兵部则有国防大权，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不必先行禀报皇帝，足见其权力之重。

    于谦此时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长官，已经是实质上的大明最高军事长官。他声色俱厉的话语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一时哭泣声顿止，无人敢挺身予以反驳。

    礼部尚书胡濙也站出来道：“成祖文皇帝将陵寝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有迁都之志。”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尚书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辅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缓的语气，镇定自若的神态，给了众人极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等也都表示赞同于谦的意见。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见重臣多反对迁都，便立即下令将徐珵赶出大殿。眼见徐珵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少数与他见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声，于是朝堂上主战派占了上风。

    太后孙莼和郕王朱祁钰仍是名义上的最高决策者，二人毫无主见，不知应该拒战还是求和。司礼监宦官以提督太监金英和秉笔太监兴安为首，二人都力主与瓦剌一战，坚守北京。孙太后遂勉强同意，并在金英、兴安的劝说下，将战守大任全部交给于谦负责。

    圣驾蒙尘，敌势甚炽，朝中大臣已是群情骚然若此。为了防止人心浮动，明廷严密封锁了消息，没有正式公布明五十万大军已在土木堡一带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但从战场上侥幸逃脱的残兵败卒络绎不绝地回到京师。京城的人们开始惊疑不定，流言纷起，私相传言。一些官员和富绅开始收拾自家的细软，预备逃走。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京师形势十分危急。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郕王朱祁钰命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士、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士、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士都急来京师，担任守卫。

    当时通州官仓存有数百万石粮食，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将其运入北京城中。有大臣担心被敌军侵夺，建议先行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将仓米充作京军一年饷粮，令军士自行前往通州领运进城。当时百官俸禄多以米支付，于谦由周忱之议得到启发，请命预支文武京官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专门用以起运通州官粮进京。民间有车之家，能从通州运粮二十石到京师仓库者，即由官府发给脚银一两。

    当然，正如兵部尚书邝埜密信所提示，做好防守北京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为了尽快募集兵丁，于谦更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每人布二匹。

    于谦当机立断，利用通州仓预支年饷一举，可谓随机应变的高明措施，不但令群臣和明军将士受惠，而且也延缓了瓦剌也先进攻北京的日期。当时蒙古部族骑兵入寇，从来都是就食当地。也先打听到通州仓官粮已散尽，而京畿四周坚壁清野，备战甚严，觉得此去多难，便起了归意。

    于谦开始大举调军运粮的行动后，京城人心稍安。于谦又奏请调动靖远伯王骥所领湖广兵、宁阳侯陈懋所领浙江兵，火速赶来京师充实守备力量。但因王骥路远，先令陈懋率浙兵北上。各地军兵陆续到来，北京局面安定了下来。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升任兵部尚书，全面负责保卫北京。

    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难以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明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正式诏告天下后的第二天，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主持群臣集会议事。

    朱祁钰最关心的是北京的守备情况，但他还来不及开口询问，都御史陈镒首先上前，倡议严厉追究造成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的责任，认为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驾，应该诛杀王振家属及其党羽，抄没财产，以此来安定人心。

    陈镒在民间名声很大，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其人精通权术，王振当权时，陈镒为了巴结其人，每次都跪在门口迎接，又曾在审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此刻他忽然一改前态，厉声指斥王振，令人瞠目结舌。

    王振专权已久，为天下人所痛恨，但群臣之前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陈镒开了头后，群臣争相上前，宣读王振罪状。郕王朱祁钰没有治国经验，不知该如何答复。一些大臣们开始痛哭，声震殿宇。朱祁钰见此状况，便想退入内庭。

    这时候，锦衣卫指挥马顺站了出来，大声道：“王振已经死了，还说他做什么？”

    马顺是王振的亲信，一直充当打手，帮助王振铲除异己，干过不少坏事，史称“流毒天下”。比较恶劣的有枷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外示众，杀死并肢解侍讲刘球等。

    此时，众臣正要求追究王振罪责，本来就群情激愤，马顺还不识时务地站出来，愈发火上浇油。给事中王竑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头一个按捺不住愤怒，冲上前去揪住了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以前帮助王振为恶，狼狈为奸，凶威不小，今国家危急至此，你还敢如此狂妄耶？”越骂越怒，竟张开嘴，一口咬下马顺肩膀上的肉。

    其他议事官员也是怒火中烧。一拥而上，围住马顺拳打脚踢。众人拾柴火焰高，马顺立即被当场打死，王竑也因为此事而名震朝野。

    马顺死后，现场秩序一片混乱，开始失控。眼见朝仪大乱，群情汹汹，郕王朱祁钰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慌忙起身，惊避入内。内使刚要关门的时候，群臣怒意未平，紧跟上来，蜂拥而入，一定要朱祁钰下令族诛王振。

    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喝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堵在内宫门口，高叫着要搜捕王振亲信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金英见情势不妙，忙命人将毛贵和王长随从宫门门缝中推了出去。毛、王二人立即被群臣聚殴而死，由此可见与王振积怨之深。

    再过一会儿，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抓来，捆绑后跪在大殿前。众人争相上前向他唾骂，呶呶不绝。一时间，“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

    郕王朱祁钰见状畏惧不已，急忙抽身，打算先离开现场再说。于谦奋力排开众人，抢上前拉住朱祁钰的衣襟，告知道：“郕王殿下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倘若殿下就此一走，今日之事，再也无法收束。”

    朱祁钰才二十二岁，加上明代自成祖朱棣后，对藩王大加限制，不得参与朝政，所以郕王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也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不明所以，唯恐发生哗变，拼命挣扎要走，将于谦的袍袖都撕破了。

    于谦死活不肯放手，详细解释道：“此时群臣一起动手，当殿杀了人，等到激愤平息下来，参与之人定然会有后顾之忧，这样便更是人心惶惶不安了，这才是哗变的根源。”又恳请郕王下令灭王振族属，并为闹事的群臣辩解，称廷臣忠愤，无暇顾忌，符合《春秋》诛乱臣贼子之大义，道，“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

    郕王朱祁钰走也走不脱，无可奈何，这才不得不听从于谦的建议，大声下令道：“马顺等人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现场秩序由此恢复。

    这场撕打事出突然，仓促间郕王朱祁钰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全靠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平息。于谦缓步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诚恳赞叹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于谦，于谦也决定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之后，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马顺等三人尸体被陈列在东安门外示众，军民犹多争击泄愤。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概斩首，家产被籍没。都御史陈镒因为有清廉之名，奉命查抄王振家。

    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也站出来揭发王振在京城内外共有私邸数处，且都穷极华丽。在金英所派锦衣卫的协助下，陈镒一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马数万匹，其他币帛珠宝等物不计其数，明廷由此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财富，正好充作了军费。

    后来，王振一些在外地为官的私党，如大同监军郭敬，从大同回到京师后，也一并被抄家坐诛。

    就在北京紫禁城上演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群臣当殿打斗的好戏的时候，同日，宣府及大同城下也上演了几场更为精彩的表演。

    八月十七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明英宗朱祁镇到达宣府城下。土木堡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情汹惧，官吏军民纷然争出，意图抢先逃离。巡抚罗亨信仗剑亲坐城下，下令道：“出城者斩。”这才安稳了人心。

    也先趾高气扬地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后，先胁迫朱祁镇传旨，叫明军守城将士开门迎驾，想借此骗开城门。

    宣府总兵杨洪与巡抚罗亨信立于城头，回答道：“臣只知为陛下守城，他事不敢闻命。”坚决不开城门。

    连续两天内，也先胁迫朱祁镇三次命宣府开城，都被罗亨信严词拒绝。也先又命被俘虏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喊城。明军守将对英宗皇帝尚有顾忌，对袁彬则不必多虑，宣府总兵杨洪干脆派人在城头架上火枪，作势欲发，袁彬只得就此离开。

    也先在宣府碰了个大钉子，遂又来到大同。大同守将广宁伯刘安和都督郭登听到消息后，亲自登上城楼，严密戒备。

    前几日，也先曾命袁彬转告大同都督郭登，只要明廷愿意送大批金银，瓦剌可以放回英宗皇帝。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大同须得打开城门，迎接英宗圣驾。郭登是名宦子弟，久在边关，何等人物，焉能看不出这是也先诈开城门的伎俩？当场坚决拒绝，并表示没有金银作赎金。

    而身为俘虏的朱祁镇此时正翘盼明廷能用金银换他回去，听到郭登的答复后，竟然大为生气，又命袁彬前去大同城下，对郭登传旨：“朕与郭登有姻，何拒朕若是？”

    郭登字元登，其祖父是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郭英父亲郭山甫与明太祖朱元璋是同乡，精于相面之法。郭山甫子女很多，但他只看好第二子郭兴和第四子郭英，说二人将来会出将入相。后来朱元璋投军，郭兴和郭英亦跟随朱氏出生入死。大明立国后，二人都因功劳卓著而封侯，郭兴封巩昌侯，郭英封武定侯。两兄弟的妹妹也入侍朱元璋，被封为宁妃，甚得宠幸。马皇后崩，朱元璋不复立后，由郭宁妃暂摄中宫事，直到驾崩，由此可见朱元璋对郭家的信任。

    即便如此，郭宁妃的哥哥郭德成也曾因言辞不善，差一点儿就掉了脑袋。朱元璋因为宠遇郭家，时常召郭家人到后苑一起喝酒。有一次，郭德成喝醉了，要出宫的时候，跪下磕头谢恩，头上的帽子掉了下来，露出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来。

    朱元璋也有点儿醉了，便开玩笑地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酒喝多了。”

    郭德成抬起头来，笑道：“就这几根头发我还嫌多呢，薙光了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