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