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一章 载誉而归，海南建设

    与清末新政时不同，共和国政府最大的成功是经济自由。网≯≯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

    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但共和国政府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共和国在《民事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地将财产所有权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要知道经济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现实当中，虽然有很多制约经济展的不利因素，但政府只要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转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影响。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没有**之生计，哪里能成**之人格性。

    当然，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被广大民众所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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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海水似湖光，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了开来。

    回来了，漫漫的旅途，长久的海上航行，使陈文强马上要见到祖国的土地时，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抵达墨西哥，促使谈判最后商定，一千万墨西哥银元的赔偿，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治凶手，一个外交的胜利，一次扬眉吐气的事件。

    随后，两艘军舰从哈瓦那经加勒比海过巴拿马运河，沿美国西海岸直接横跨太平洋，只在菲律宾进行补给后，直驶中国海南岛。现在，行将完成一次中国海军远航史上开创先河的环球航行壮举的军舰行将靠上祖国的港口。

    一年四季树木常青，山峦叠翠，河流纵横，湖泊遍布，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海南四周有许多风景优美的海湾，那儿海水清澈见底，沙滩洁净，阳光明媚，岸边翠绿的椰林中鸟儿争鸣，旖旎的滨海风光令人心驰神往。

    海南省的历史传统文化悠久灿烂，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丰富多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黎族同胞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海南的地方菜系中有不少风味独特的佳肴，尤其是海味珍品丰富齐全，几乎应有尽有。

    蓝海湾，绿椰树，金沙滩。

    阿萱似乎根本不厌倦，并称之为“回归大自然的好去处，一块人间仙境“般的度假胜地。

    但陈文强却不是来度假的，他带着几个随员换乘海容舰，禀承政府之命，借回国之时，要在沿海省份进行一次工作检查。至于海圻舰，则载着访问团人员带着他的出访报告直驶上海，转回北京了。

    沿海省份历来是经济达地区，民众的意识也比较开放，本着以沿海带动内地的宗旨，政府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且对官员的任命也比较慎重。而陈文强作为国务卿，行政官员之，也负有监督指导，以及考察审核的权力。再加上国家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由陈文强带人建立的，他对各项政策实施中的偏差更加敏锐。

    “已经接收了二十万移民，一年内还要再招三十万移民来海南落户。希三兄，你还真是大刀阔斧，干劲十足啊！”陈文强翻看着海南省政府的展纲要，笑着对省长宋希三说道。

    “光有人还不够啊，我需要的是人才。”宋希三黑了瘦了，但精神看起来还是不错，他有些遗憾地摇着头说道：“现在只是打基础，招商引资还正在进行，效果虽然有一些，但离预期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迁进来的移民主要在干什么？是种地，还是做工？”陈文强关心地问道。

    “工厂企业还没有那么多，安置不了全部，所以继续种地的还是多数。”宋希三说道：“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南的耕地面积已经比原来增长了18％，粮食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人口与土地、环境的关系处于矛盾，这是人类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陈文强知道，耕地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森林面积的减少。而土地和环境接受人类活动的干扰是有一定限度的，过了某种界线，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报复于人类。

    土地和环境不堪负重的压力，以各种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其巨大反作用的结果，足以让人望而生畏。面对自然灾害的人们，要么出走，要么通过土地和环境整治，使之恢复良性循环。但在旧社会的条件下，除了出走，几乎别无出路，这是旧社会人口与土地，环境关系难以顺畅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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