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愧对天下黎民

    东方欲晓，斗牛苍淡。

    “巡洋舰”驶离卓资山，孤零零钻入空旷荒蛮的山野；时而腾跃，时而沉落，透迄于崎岖凹凸的山路上。这种铁壳吉普底盘高，适合越野，却也易于翻车。司机目注前方，脸颊紧绷，两手在方向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

    车上坐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

    “周书记，翻过这片山，就到克布尔再向北是二连，向西北是四子王旗。”办公厅秘书指点前方介绍。

    周惠脸色像出土的青铜器，不知是为晨光所染还是由于心情忧郁沉重。他默默地吸烟，偶尔用左手搓搓浑圆的下巴，又搓搓缺少睡眠而感觉缩紧的面颊。

    车厢静下来。轻装简从的书记只带了两个秘书和一名保卫人员，驶行于空荡荡的高山大岭间更显孤寂。

    他是有孤寂感。举国农业仍在学大寨，奔“阳关道”先进的已经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中央也有明令：“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

    可是，周惠提出“可以包产到组嘛；偏远落后的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嘛厂

    当时，县、社、队听到此话的干部不啻闻雷，都惊个目瞪口呆。个别知底的干部更悄声议论：“庐山会议的教训他算是白接受了”

    山路一边是危岩，一边是悬崖，司机脸色苍白，不停地踩间打方向盘，急转那些胳膊肘弯。

    “逼上梁山哟，”周惠从喉咙里咕嗜出声“人都饿死了，还有什么主义？逃荒讨饭能叫社会主义？”

    卓资山那些菜色的面孔，肋骨巴巴的胸脯，裤腿褴褛的赤脚，衣不蔽体的略有羞赧的女人这就是当年出生人死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周惠的心在流泪，眼前也变模糊。朦胧中，他看到汽车冲下山岭，冲入一道川；里一半是黄色的戈壁，一半是绿色的草地，有座窄桥横卧于干涸的河床上。他心有所动，又喃一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法子，逼的！”

    随行三人无言地交换眼色，都理解这位刚出山的第一书记。霜打头鬓的书记不喜欢前呼后拥，不喜欢“鸳歌燕舞”；走一路，不要当地干部陪同，更不听他们的“安排”把手摇得一阵风：不要不要，全赶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有人搞包装。你们不要当庐山的云、遮眼的雾，部远远走开土。

    自治区党委一名副书记是劳模出身，半路碰到了想一起同行，又被他抬手拒之一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要陪。”副书记说：“边疆地广无界，我怕你把车开到外蒙去。”周惠苦笑：“我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

    于是，他看到了落后贫穷，看到了真实。

    “共产党甚都好，不打人，不骂人，不剥削，不压迫，就一条不好，不叫人吃饱肚肚。”

    那位满脸皱纹似核桃的纯朴憨直的老农一语惊人，时时闹地震一般在周惠心房里冲撞轰鸣。什么道理能比这句大白话更深刻？

    “解放三十年了，种粮人都吃不饱肚肚，还要咱们这些人干球甚？”周惠对他的随行骂一句刚学来的内蒙土话。“一个大队吃不饱，大队长和书记是干球甚哩；一个公社吃不饱，社长和书记是干球甚哩；几十个公社，几百个大队，这一路下来都吃不饱，莫非这些队长、社长、书记们全是笨蛋，全在干球甚哩？”

    他猛地闭了眼，屏住一口气，仿佛受到内心情绪的激荡而有些晕眩。静过几秒钟，他睁开眼，眼圈红红地叹口气：“唉，还是政策哟愧对父母，愧对天下黎民！”

    一

    二道上，一辆古老迟暮的蒸汽机车像老人一样咳着喘着，将裹着煤屑烟灰的蒸汽一团一股地吐向肮脏的道基；车前的大灯，像生了红眼病一般瞪住迎面驶入一道的年轻的电机车。电机车已经落闸，客车厢轻轻震颤，车轮在惯性的驱动下旋转着，将闸瓦磨得冒出缕缕淡青的烟丝。

    列车终于停稳在月台上。

    周惠穿一件灰色风衣，入乡随俗地戴一顶前进帽，倒背双手立在站台上朝车厢望。

    “来了，”秘书在旁边指点“那边。”

    周惠随手势迎过去，对面走来的是身高马大的薄一波，头发也白了，原来挺直的脊梁不堪十年重负，已经微驼，只有那个著名的大鼻子仍然不失血色地直立在面孔中央，威风依旧。

    “你好啊，一波同志。”周惠伸出手去，他们是太行山时期的熟人，上下级。

    “你好，周惠同志。”薄一波像那个时期所有刚解放的老干部一样，喜欢感叹损失的时光“十年不见了”

    “二十年。”周惠更正。

    “噢，”薄一波稍怔，忆起周惠的账更要早算十年，点头道：“可不是嘛。二十年哟！”他握握周惠的手，松开道：“我刚出来，中央叫我先到各处转转，看看。还有马洪同志。”

    周惠与共产党的这位秀才马洪，也是旧相识，互相握手问候，一行人出站上车，驶向包头市的青山宾馆。

    汽车上，周惠与薄一波同坐后排位，一开始便谈了农村和农民。

    “我来内蒙几个月，跑了乌盟、巴盟、锡盟、伊盟的十几个县，几十个公社。农村穷啊，农民苦，连肚子都吃不饱。”周惠用低沉缓慢的声音介绍说“我到卓资山，有的村子人均口粮才二百来斤，扒火车外出逃荒。那么多地搁荒了，见不到干活的人”

    “我们对不起农民”薄一波深锁双眉，仿佛是面对当年太行山的农民在检讨“我们是靠了农民才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没有农民就没有我们。可我们又为农民做了什么？连饱饭都吃不上”

    “我们是什么都管，到头来就是什么都不管。大道理能当饭吃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不得了调动不起积极性还能叫好道理，好政策农业学大寨，全国有几个公社几个大队学到有数的嘛。可中国有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怠工，只靠几个先进的公社和大队能解决全国农业问题白猫黑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我就赞成这个观点，这才是真道理，好道理。”

    “我同意这个观点。”薄一波明确表态支持。

    “转了那么多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我看国家也管不谁能管？别人谁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己能管我就是这个观点：放手让农民去自谋生路。”周惠向这位老上级讲了心里话“我走一路，讲了一路：包产到户。我跟干部们讲：你们管不了农民的肚皮，就叫农民自己管。我知道讲的不合中央规定，不合中央政策。我是被逼的，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不叫农民吃饱肚子，大家都别想吃饱。”薄一波点头“你搞你的，逼上梁山嘛！就是你讲的，先找条活路再说。”

    周惠将身体仰靠过去，沉重地吁出一口气。薄一波的态度使他得到一些被理解的宽慰，但身上的压力并没减轻多少。他知道，去年底中共中央下发的四十九号文件，提出“学大寨”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要求各级党委“今冬明春，可以再选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现在，相邻的一些兄弟省正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地刮起“过渡风”便更衬托出他在内蒙古搞的包产到户跟中央唱反调，简直是南辕北辙。他也知道自己并非唱独角戏。安徽的万里在周惠出山之前便已碰了“包”字的禁区，是全国第一家。接着又出了四川的赵紫阳，也将一双脚踏入禁区。他周惠只能算老三。但是他相信，如果自己去年出山，那么去年他就会碰这个“包产到户”的禁区，他必须为治下的农民负责。然而前程究竟能搞多久？

    心里没数。

    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中央讲话，一夜之间就能将他的全部作为否定，他也会再次远离政治舞台。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已经有征兆。

    前几天，一位干部忧心件件地汇报说，与兄弟省交界的一些社队压力很大。这边悄悄搞“包产到户”那边轰轰烈烈搞“向大队核算过渡”；这边理亏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边大喇叭朝这边喊口号，广播批判文章，说内蒙古搞资本主义，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观点都是出自权威的人民日报。

    周惠将手一摆：“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我看也不会找兄弟省。”

    话是这么讲，神态也从容，内心可并不轻松。夜里一枝接一枝吸烟，睡不着觉。他忽然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新感受，似乎比过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体

    “唉，说严重点，我不上梁山，农民很可能就会有人上梁山哟！”他对同样睡不着觉的妻子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讲的极富哲理的一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换代都出自农民起义。如果说，靠了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而在农民中树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也没出大乱子，那么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威望及干部队伍都受到极大的损伤，若再出现那样的失误和困难，就难免不出大乱子。

    谁能保证饿肚子的农民不会“上梁山”？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责任心，周惠才“逼上梁山”没有和中央的声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这种“另搞一套”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够为中央一些决策者理解。到了宾馆，他来到马洪的房间。

    “喂，我说你们这些秀才，你们也干点实际事好不好？”因为是熟人，周惠用随意的口气对马洪讲“你也给咱们写篇文章，呼吁呼吁。”

    “写什么文章？”马洪警惕地望着周惠，深知这位“仁兄”是个“不安分的人”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写这个文章，宣传宣传这个观点嘛。”

    “你怎么不写？”马洪反问“你自己写嘛。”

    “我要能写还找你说什么。”周惠吸燃香烟，认真道“我只会干，笔杆子还得靠你们这些穷秀才嘛。”

    “我不写，”马洪摇头“你们干就是了，文章我写不”

    周惠理解这种态度。许多同志对“包产到户”是赞同的，但是不敢公开讲。他苦笑着承认：“说实话，我也是敢做不敢写呀，写了发表出去，那就不是内蒙古而是全国的事了”

    二

    北京市民纷纷涌往香山看红叶之际，京西宾馆又聚集了一群决定政策、为民做主的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午睡起来，周惠拉开窗帘，两眼在骤然降临的光明中眯细片刻，才适应地睁大眼，痛快地长出一口气。他的心情同现在的天空一样高旷辽远。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他们既然参加了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便铁定地要参加中央全会。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气候”转变的前兆。大凡有重大历史转折或政治变故之际都会有一批过去不在决策圈里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来，他们是“组织保证”保证确立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些“新人”当然属于政治上占主动，取“攻势”的一边。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无论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党的“九大”、“十大”这些列席到圈子里的“新人”多是“儿童团”今日列席到圈子里来的却是大批曾在圈子里举足轻重后被赶出圈子的“还乡团”

    对，这些“老家伙”互相串门聊天，都戏滤地自称是“还乡团”这个不雅的名称是政治对手过去赠送的，现在他们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来。他们或在“反右”斗争，或在“反右倾”斗争，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下，决心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洗一把脸，周惠头脑清醒地走向小会议室。视觉在红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上午，在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放了一炮。刚刚出国访问回来的邓小平虽然不动声色地坐在华国锋旁边，但周惠从他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烟的姿态里，看到了一种赞赏和会意的感情流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坐在前排沙发里，各大区有两名代表坐在他们的对面。华国锋先讲了话，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而是大篇幅地讲生产。显然，经老同志们的努力，华国锋已经同意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转移”除老同志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势所然。华国锋明白，若不作这个转移，他将失去早就厌恶甚至是惧怕“阶级斗争”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支持。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中，邓小平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请进来。

    刚刚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归来的邓小平，曾下令大规模地组织派遣中共的高级干部出国访问、考查。正如他对访问英、法归来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要大量派人出国。”所有出国访问过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无不震惊：“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经济发达状况对他们长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简直是粉碎性的打击。无须讲更多的道理，那种改变路线，改变政策，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呼唤便必不可免地汇聚成席卷之势。

    这样的形势对周惠来讲，无疑是赏心说意的快事。比较他在内蒙古悄悄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确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无忧虑，毕竟这种“解放”、“求实”和“宽松”尚未得到党中央的正式认可，写入决议。

    中国政治的特色：只有写入“决议’的东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的事情，才能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对面的华北地区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点将：“周惠同志，你也讲讲吧？”

    “不讲”周惠摆手“段君毅同志讲得很具体了，我没什么讲的。”

    “讲讲吧。”叶剑英慢条斯理说“你是个敢讲话的嘛。”

    陈云点头：“谈谈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动了，那些蓄积已久的话便活跃着想吐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对建国以来许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他经常可以见到毛泽东，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阔天空的畅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奥秘和历史。当毛泽东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到井冈山“落草”当了“山大王”时，便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不但要组织农民，而且要宣传教育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路线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党的领袖。这条路线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农村包围城市，并终于把这个党从山沟带人城市，取得全国政权。无论在北京，长沙还是在庐山，毛泽东都曾教育、告诫周惠：“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换言之，失策就会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党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党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党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裤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党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还明白一个道理，讲话必须把握时机、选择场合。各“诸侯”互相议论交流是一回事，在决策圈里正式发表政见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晋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谈“想法，”“谈形势”都被邓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过去。周惠相信，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讲到多么深，做到哪一步，邓小平比自己更会准确地把握时机。那么自己现在能讲什么

    “那好吧，我就讲点内蒙古。”周惠终于张了口，慢条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个公社，看了农民缸里的粮，锅里的糊糊，扒火车逃荒的人流，还有一群群不种地，晒太阳的青壮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比如卓资山那里，粮食产得很少，还不够自己吃。每年征购上来的粮还不够返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我在那里跟一些领导议了议，采取了一点措施”

    “听说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不知谁插言。周惠不动声色，也不置可否，继续讲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伤寒症，民不聊生，现在是吃了点药，刚发出点汗，事情很明显：谁能比种地的人更懂种地？我们有些同志什么都要管，结果是什么也不管，连农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哟，我只好放手叫农民去自谋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愿意的，他们有办法自谋生路。现在刚刚春暖，刚刚出点汗，可不能再来刮西北风”周惠讲到这里，情绪已经起伏难耐，冲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几乎是呼唤：“刚出点汗就来风寒，把汗顶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这是我们对中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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